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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探秘⑭】

文/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从广阔无垠的草原到茫茫无际的戈壁,从峻岭奇峭的大山到河川交叉的平原,胡汉碰撞演绎的历史与胡汉融合的文化遗痕依然清晰可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古胡汉演进图册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补充,唤起人们从历史的记忆中醒来。

“胡汉历史问题是欧亚大陆上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语言史的前沿问题,体现了中国历代王朝与域外周边国家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之间的往来互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葛承雍这样说。

2018年是唐朝建立1400周年,这一年葛承雍出版了《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讲述了鼎盛朝代的大国给周边“世界”带来诸多影响;两年后,三联书店推出葛承雍又一部作品《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再次引发学术界关注。全书分为《交流卷》《民族卷》《艺术卷》《宗教卷》《胡俑卷》,探讨了汉唐时期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外来文明如何伴随胡人进入中原影响汉地的思想、文化、艺术、风俗。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册总书影(资料图片)

从墓前石人雕像看唐朝胡化风俗

哪个胡俑会说话?用土烧制的胡俑确实不会说话,但胡俑造型却有着肢体语言。陶俑如同凝固的语言、缩微的雕塑、诉说的故事,是以“人”为本的构思创作。

“生活是陶俑创造者艺术敏感的源泉,许多胡俑造型摆脱了外在奇异怪诞描绘,更重视内在的心理刻画,以表现人物的本来面貌。”葛承雍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前言部分这样写道。

唐朝初期胡化风俗虽然不少来自西域、中亚,但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多受突厥影响。葛承雍还提到,亚欧草原游牧民族遗留了很多文物古迹石人雕像,这种具有代表性草原石人,一般立于墓葬地面建筑物前,或独身傲立、或成群布列,形成一种气势宏伟的固定模式。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中这样描述:从艺术渊源上说,石人雕像有着自身发展阶段,它源于岩画、鹿石的平面凿刻,也源于铜石器具的浮雕。草原石人是附属于墓葬的文物,它与墓葬一起构成葬俗文化,不管是石人石碓墓,还是方土石碓石人墓、石棺组石人墓,亦或是家族墓地和个人墓地,都有着值得重视的基本规律。

葛承雍认为,草原游牧民族墓地立石人习俗要早于中原,但这一文化传统通过突厥等民族内迁,对唐前期陵墓埋葬布局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昭陵、乾陵的石人雕刻上有着“突厥化”习俗。在唐初陵墓只有昭陵、乾陵竖立大批外族石人雕像,而此时正是唐对突厥斗争的高潮时期,太宗、高宗陵前有突厥首领石像也很自然。

根据文献记载,这些石人雕像之所以突厥化,从用色上说,突厥人有重蓝色习俗,这些石人雕像石色多选用灰白色或灰褐色,这样颜色石料偏向蓝色,虽然用石颜色受当地环境条件限制,但唐昭陵、唐乾陵石人却与突厥石人颜色非常接近;从石人形象上看,突厥石人头大身小、不合比例,与突厥石人极为形似,神态也有相通之处;从石人服饰上说,突厥石人衣领多呈圆形,束有腰带,有的腰带上挂系剑鞘,而昭陵、乾陵石像也多穿偏襟、圆领长袍,束有腰带,只是没披挂兵器,以示臣服。

在日前举行的丝绸之路学术出版座谈会上葛承雍现场分享(资料图片)

华清宫浴场遗址与欧亚文化传播之路

唐华清宫遗址作为中国唯一的最为完整的皇家温泉浴池建筑,是唐人沐浴文化的标志物和高峰代表。考古发掘自1982年至1995年历时14年,先后清理出了星辰汤、尚食汤、莲花汤等8个浴池建筑遗址。

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艺术卷部分,葛承雍也提到:唐朝人对沐浴净身特别重视,认为这不仅是舒筋松骨、活血畅脉的物质享受,也是荡涤污垢、洗心革面的精神升华。当时不仅皇家贵族在有温泉的华清宫大兴沐浴建筑,各地也纷纷效仿注重温泉洗浴。

从考古发掘看,华清宫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宫城,南枕骊山、北邻渭水,恰到好处地利用了骊山山势和山前自然形成的扇形地带,宫中建筑采用对称布局,其中最重要建筑便是沐浴“汤池”。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唐高祖、唐高宗、唐中宗等都来过这里,但只有唐玄宗几乎每年十月都带着嫔妃、群臣来这里“避暑”。安史之乱后,华清宫也逐渐颓毁。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唯独唐朝沐浴建筑非常兴盛。为什么唐人热衷于沐浴?葛承雍认为,这不仅是受佛教等宗教影响,还受外域风俗影响。南北朝以来民族交融在唐代继承发展,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胡人”大量侨居长安甚至入朝为官,他们带来了异域文化生活,影响到唐人风俗,甚至成为风尚。许多贵族往往把“沐浴”当作悠闲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皇帝“赐浴”让群臣同乐也成为笼络官员的手段。

在建筑形式方面,《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中指出,华清宫“星汤池”就和西方露天浴池基本一样,即在沐浴时可以看到天上星辰。另外,华清宫沐浴建筑遗址中许多水池石构面采用白色砂岩石板作冰裂状斗合铺砌,这种建筑技法与古希腊、罗马建筑上的石块冰裂状铺砌技法风格完全一致,可以说是古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难得实物证据。

在业界看来,唐华清宫沐浴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浴池遗存空白,不仅对研究唐代浴池造型、皇家等级、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要价值,也为中国古代利用地热资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考古是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羽翼”

在作者的多年研究中,从昭陵六骏源于突厥风俗到唐陵石人来源草原游牧民族,从贞顺皇后石椁上希腊化艺术到“醉拂菻”的希腊酒神在中国传播,从欧亚沐浴遗址到燃灯胡伎石刻,这些都印证了中华文化在隋唐时期的高度发展与外来文明紧密相连。

作者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中不仅谈及了石人雕像、华清宫浴场等,还依据草原突厥、西域绿洲和中亚粟特的多方互动,考证了唐玄宗的中亚嫔妃曹野那姬,推测了崔莺莺与蒲州粟特人的渊源,区别了胡姬与吴姬的差异,对中古入华黑人、印度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等进行寻踪。

“既有针对丝绸之路胡汉交流历史大势的宏观勾勒,又有针对胡人、胡物、胡俗深刻影响中华文明的具体探讨。”对于这部作品,著名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孙机这样说。

“考古是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羽翼”。这是作者在作文与研究中秉持的理念,要充分利用考古新材料,运用史学研究方法,结合史学与文学资料,善于吸收文学表达方式,将问题研究清楚、表述明白。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围绕“汉唐记忆与丝路文明”“胡貌汉魂与异域文明”“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唐三夷教与外来信仰”“唐人胡俑与外来文化”五个主题展开。其中,很多研究都秉持“新文物”与“旧文本”相印证的思路,汇集了作者有关胡俑的部分研究成果,对胡人眼睛、驾车胡夫、驼载穹庐、胡汉马球等细致入微的解析,对负囊胡商、袒腹胡人、胡人猎师、髯胡乐手等异域造型的诠释,以文本结合出土的壁画、器物、传世绘画等,赋予墓中无声之物“活”的艺术生命,复原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立体地再现了中古时期胡汉文化交融的社会风貌。

后之视今 犹今之视昔。不管是《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还是《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作者多年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古时期胡汉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关系,而这些都与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关丝绸之路研究或者“一带一路”的研究,方兴未艾,葛承雍一直“行走”在丝绸之路上探幽阐微。